语言规划学作为一门深度嵌入国家治理、文化传承、社会发展与国际交往的交叉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关乎学科自身的成熟与发展，更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核心引擎，因此必须以中国独特实践为沃土，以核心概念的本土化重塑与体系化整合为基石，以多维理论框架的构建与跨学科方法论的革新为驱动，在深刻汲取历史智慧与批判性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最终熔铸成能够有力支撑国家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彰显中国气派的学术流派。

概念厘清与学术原创：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

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首要任务是打造一套能够清晰表达中国立场、有效解释中国实践、有力引领中国研究并能与国际学界平等对话的“元语言”体系。这要求我们对一系列源于中国实践、富有本土智慧的核心概念进行本土化阐释和明晰化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学术原创。

“语言生活”是这一知识体系的基础场域与整体视域。传统定义将“语言生活”局限于“运用、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有意将语言规划排除在外，以维持主客体分野。然而，此种二分法割裂了语言规划与语言生活的内生关联。语言规划并非外在于语言生活的干预，而是源于语言生活需求、作用于语言生活现实，并最终融入语言生活本身的动态过程。无论是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还是制定应急语言服务方案，皆为语言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将语言规划纳入“语言生活”范畴，能彰显其作为基础性、整体性概念的统摄力，更契合中国文化“知行合一”的传统，有助于破除西方语言规划理论中的碎片化倾向。

“语言战略”是国家为实现特定时期国家发展总目标，对语言文字的功能定位、资源配置、发展方向、内外关系等进行的顶层设计与长远谋划。它以“语言生活”的宏观调控为目标，不仅涵盖对内推广国家通用语、保护语言多样性，对外提升中文国际影响力等传统议题，更深嵌于国家安全（如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发展（如语言产业、贸易便利）、文化认同（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科技创新（如人工智能语言模型）乃至全球治理（如国际标准制定、话语权构建）的宏大布局中，体现国家意志与长远视野。换言之，语言战略是“面向国家战略的语言规划”，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统领性。

“语言治理”是实现“语言战略”目标、优化“语言生活”的制度框架、政策工具、实施机制与实践过程的总和，它超越了传统“语言管理”的单一政府主导模式，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多主体协同，注重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与治理效能评估。其核心在于构建权责明晰、运行高效、包容开放、法治化的语言管理与服务体系。在数字时代，语言治理呈现出多元协同、动态协商、技术嵌入的显著特征，与“语言管理”在制度权威与社区自治间形成互补。

“语言文明”则是“语言战略”的价值旨归与“语言治理”的理想图景，也是“语言生活”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表征。它并非简单的言语行为礼貌规范（即“文明语言”），而是人类文明中以语言为核心载体、建构工具和表征形式的部分，体现了思想观念、知识体系、社会制度等通过语言得以形成、表达、传承和传播的整体形态、历史积淀与动态过程。语言文明强调语言作为“文明操作系统”的宏观作用——既承载知识、塑造思维，又推动社会协作与文明演进。其核心包含三个层面：形态上，语言凝结了文明的观念、制度与知识；过程中，语言活动促进教育授受和跨文化传播；认知上，语言潜在地影响世界观的构建。因此，语言文明是语言与文化、社会、历史深度互动的系统性产物，语言规划的文明取向强调“语言规划是人类维系文明传承和追求社会进步的工具”，这一理念超越了西方的“语言干预论”，可以成为中国语言规划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

上述概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语言生活”是基础场域，“语言战略”是宏观擘画，“语言治理”是实现路径，“语言文明”是价值追求。厘清它们及其与“语言权利”“语言公平”“语言经济”“语言生态”“语言安全”“语言服务”“语言智能”等概念的逻辑关联，是理论创新的起点，可构筑起中国语言规划学科的“四梁八柱”。

框架整合与方法跃迁：自主知识体系的引擎

单一概念的明晰不足以支撑学科大厦的巍然屹立，必须将相关概念有机整合，构建一个能够系统解释中国复杂语言生活、多维语言政策实践及其深远社会文化效应的理论框架。这不仅需要理论层面的高度凝练，更需要方法论上的持续创新。

在理论框架构建上，可尝试构建一个融合“国家战略层（顶层设计与国家意志）—社会运行层（多元互动与资源配置）—个体发展层（权利保障与素养提升）”的多主体互动框架。此框架需进一步与“目标设定（战略引领）—政策制定（科学规划）—规划实施（有效执行）—监测评估（动态反馈）—调适优化（持续改进）”的语言治理全周期过程深度耦合。在此基础上，融入“功能维度（如语言的工具性、认同性、象征性、知识承载性）—结构维度（如语言本体演变、语言关系调和、语言景观塑造）—文化维度（如语言蕴含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思维方式）”的多维分析视角。例如，在推动“一带一路”语言服务时，国家战略层需明确其服务国家“互联互通”对外开放大局的目标；社会运行层涉及多语种人才培养、翻译出版、技术平台搭建等多方协作；个体发展层则关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整个过程需要科学的政策工具、高效的实施机制和及时的效果评估，并充分考量语言在促进经贸往来（工具性）、增进文化理解（认同性）和塑造国家形象（象征性）等多重功能。

此框架的“中国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战略维度强调语言规划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的宏观视野；社会维度强调在国家统筹下，市场机制、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体在语言服务供给、语言产业发展、语言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协同作用与活力激发；文化维度深刻嵌入“多语共存，和而不同”的和谐观、“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如将语言视为社会系统构件）以及“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强调语言规划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科学的方法论是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中国语言规划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在方法论层面实现突破与创新。一是优先发展“计算语言规划学”。通过构建基础数据库集群，如“国家语言资源动态数据库”“历代语言政策法规与实践案例数据库”“全球语言战略与政策比较数据库”，强化实证研究与数据驱动决策，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研究从“描述性”向“解释性”和“预测性”升级，提升语言规划的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二是创建“超宏观语言规划学”与“比较语言规划学”。传统语言规划的研究对象止步于民族国家层面，往往忽视了区域与国际组织。要将语言规划置于全球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全球治理、文化外交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宏大框架下，系统研究语言在国际竞争与合作、区域发展、国家形象塑造中的战略价值与策略运用；也要开展中国与不同国家（如多民族国家、转型国家、发达国家）语言规划经验的比较研究，以更广阔的参照系审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与普遍性，提炼可供借鉴的模式与规律。这有助于在国际对话中更清晰地定位中国道路，并为解决全球性语言问题贡献具有普适性的中国智慧。

历史镜鉴与国际借鉴：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向内求索，从自身丰厚的历史积淀中汲取智慧，又要向外拓展，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国际对话与经验借鉴。

中国拥有数千年连绵不断的语言治理历史，蕴藏着丰富的智慧。需要系统梳理从先秦的“雅言”“正字”“正名”，到秦汉大一统的文字规范，魏晋南北朝的语言融合，隋唐的科举与韵书，宋明的通语推广，直至近现代“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简化字改革等语言治理实践、思想观念与制度安排，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语言规划的成就与经验，以中国独特的、超大规模的、长时段的语言规划实践为基础，提炼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新概念、新范式、新理论。

除了学习借鉴国际语言规划学的前沿理论和研究方法，还要结合中国独特的国情、社情、语情，对国际理论进行本土化调适与创造性应用，使其能有效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更要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学术对话，这意味着不仅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用中国理论阐释世界问题，丰富、修正甚至挑战现有国际主流理论体系，特别是那些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或未能充分观照发展中国家经验的理论。牵头制定《大型国际活动多语言服务标准》，将冬奥会等赛事语言服务经验上升为国际范例。最终目标是形成能够深刻解释中国道路、有效指导中国实践，并能为全球语言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中国语言规划学派”。

建构中国语言规划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任重道远。它要求我们以明确的理论自觉为引领，以核心概念的本土化与体系化为基石，以跨学科理论整合与方法论创新为引擎，深刻汲取历史经验养分，积极拓展国际学术视野，逐步形成一个既深植中华文明沃土、彰显中国话语特色，又具备国际对话能力、能够为人类语言文明提供公共产品的开放性知识体系。这一体系的建成，将产生三重战略价值：在学科层面，推动中国语言规划学实现从理论借鉴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在现实层面，为破解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治理难题、消弭数字鸿沟引发的语言权益失衡提供学理支撑；在文明层面，通过构建具有解释力与引领性的中国方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展现中华文明的特色智慧。

作者：凯发k8官网教授 方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