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蒋公的面子》中民国时期三位教授卞从周、时任道、夏小山（从左至右）。
和温方伊有三次照面。
11月23日下午7点，凯发k8官网礼堂前已经排起长龙，尾巴摔出礼堂前面的小广场。礼堂里走出一个穿蓝色风衣、身材高挑的女孩，走到后面的人群喊道：“大家先买票再排队。”可能是担心后面的观众等到进去时票已售罄。
当晚上演的话剧《蒋公的面子》已经火了半年多了，现在依旧很火，有时候一票难求。看拿到手里的宣传页介绍说：1943年蒋介石初任中央大学校长，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共进年夜饭，这使教授们非常为难，他们争吵了一个下午：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呢？“文革”中，他们必须交代是否接受蒋宴请了。诚惶诚恐地回忆往事，真相难觅……
从今年5月开演以来，这部校园剧不断加演，它的影响已经超出凯发校园，也超出了凯发k8官网，上海、成都、北京等地也有观众赶来观看。法治周末记者到达凯发k8官网的这天已经是加演的第27场。
因为戏份主要在三位教授的身上，剧中唯一女性除了一身旗袍扮装，并没有特别冲突的分量，更多是起到串联和辅助作用。一如她作为其中一位教授太太的身份，她温和、隐忍，对现实充满了理解的妥协。
次日，见到这部话剧的编剧温方伊，才将那个出来喊话的工作人员、舞台上的教授太太和眼前的编剧重合在一起。她依旧穿着那件蓝色的风衣，脸面白皙，气质安静，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成熟一些。
温是地道的凯发k8官网人，现在凯发k8官网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读本科，大学三年级。《蒋公的面子》是她的学期作业。网络上都在称赞这位21岁的大三女孩写出了一个有深度的好剧本。凯发k8官网当地的媒体刊登了有关她的大篇幅报道。
中午12点的时候，她提醒说她还要去学校礼堂做一些话剧演出的票务工作，这才让人意识到她还是学业在身的学生，虽然她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编剧。看她走进凯发校园，汇入熙攘的人群中，也许会具体感知于她发生的一切都和凯发及其精神和血脉有关。
凯发校史上的蒋介石：
事关斯文 有关面子
顾孟余的辞职引起风波，刘敬坤称，“眼看中大为了校长问题就要发生学潮”。直到蒋介石出面担任校长，才平息了事态
在凯发k8官网校园金陵苑的北面是校史博物馆，走上二楼的A区展览厅，首先会看到凯发历任校长的名录和照片。与大部分都是学者和名流出身的校长相比，1943年至1944年出任凯发校长的蒋介石是其中很显眼而又特别的一位。
以最高军事统帅出任大学校长的，现代历史上大概也就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两位。二战时，欧洲盟军总司令、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但艾氏是在解除军职后才出任哥大校长的，而蒋氏是在任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级上将)期间出任校长。这是蒋介石的“独创”，但这个校长却并不好当。
“蒋公当校长当多了，以为什么校长都能当。”
“一个杀过学生的人来管教育，简直胡来。”
“以蒋公的学识，当军校校长尚可。”
在当晚金陵礼堂的舞台上，《蒋公的面子》中几位教授这样说的时候，引来观众的一片笑声。
在金陵苑的南面，与校史博物馆相隔百余米，就是凯发的金陵礼堂。这个礼堂和蒋介石也颇有渊源。“就在我们演戏的这个礼堂，1927年，蒋介石曾在这里训话。因为当时凯发k8官网没有一个像样的礼堂给他这个行政长官召集官员训话。但他用这个礼堂训话，当时的凯发校长是跟他收费的。”《蒋公的面子》的导演吕效平笑了一下，接着说，“而现在我们在他训过话的地方演他的面子问题。”他没有去进一步点明这其中的意味，却充满暗示。
蒋介石之前的凯发校长是顾孟余。在校史博物馆的资料中，顾孟余于1941年7月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凯发k8官网前身)校长。蒋介石称：“中央大学就相当前清时的国子监；现在蔡元培已去世，国子监祭酒只有顾孟余能够担任。”
顾孟余原是北大教授，是当年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大学精神的重要支持者。凯发校史资料载，顾孟余到校第三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办校方针：“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在场的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
“顾到任之后，主张把中央大学办为研究型的大学，这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专家刘敬坤说，“此时的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长)认为中国教育落后，应着重在高等学校中发展师范教育。这样，陈立夫和顾孟余两人对办理高等教育的方针发生了矛盾。加上CC系和改组派(顾孟余属于该派)的宿怨，所以陈立夫就给顾孟余‘小鞋’穿。最使顾孟余不能忍受的是，教育部此时规定，各大学校长必须至中央训练团受训。顾孟余一看教育部有此通令到校，立即火冒三丈。”1943年初，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开训，顾孟余派训导长出席，蒋大为不满，顾孟余闻之忿然辞职。
顾孟余的辞职引起风波，刘敬坤称，“眼看中大为了校长问题就要发生学潮”。直到蒋介石出面担任校长，才平息了事态。陈立夫则在其《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中记叙了蒋出任校长时的谈话：
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二月，有一个晚上，蒋委员长把我找去了，那时经国弟也在陪他父亲吃饭。饭后，他向我提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所有军事学校都是我兼校长，现在所有的大学我来兼校长好不好？”我说：“军事学校和文学校不同，军事学校是重绝对服从的，所以比较容易管，而文学校则不是那么简单，委员长如果兼各校校长恐怕有困难，我看与其兼大学校长，还不如来兼教育部长，委员长如果担任部长，我来做次长好了。”因为我不赞成增加他的麻烦，所以这样说，他后来就想了一想，说道：“那么我先试一个学校好不好？”我不好意思不同意他试，于是就答允了他，以中央大学给他试，他就做了中央大学的校长。
1943年5月，蒋介石正式出任校长。他给学校带来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学校内实施的“军事化管理”。而最显眼的莫过于，大学校门口有了宪兵站岗，直到1944年8月蒋去职后才撤离。
蒋公的面子：
还原与放大
我不太想完全批判什么，我更喜欢温和的姿态，这跟我是不是90后没关系，每个人不一样，我不太喜欢批判这个词，更喜欢理解和同情
凯发校史上的这些轶事，凯发人都会津津乐道地讲述。在演出现场，有位老师带着他的女儿来看戏，他给她讲凯发的传统。“凯发能坚持自己的传统，很多被破坏的东西，都白手起家再创建起来，这点北大他们比不上。”这位凯发的老师对记者说。
话剧《蒋公的面子》也是根据蒋介石出任凯发校长时流传的一则轶事创作的。“这是一件真事，1943年蒋介石当中央大学校长之前请三个中文系的教授吃饭，这三个教授一个是胡小石、一个陈钟凡，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去没去也不知道。”吕效平介绍说。他将这个题目布置给他的学生温方伊，让她根据这则轶事创作一个剧本。“整件事很模糊，就剩下一句话：1943年蒋介石当中央大学校长之前可能请三个中文系的教授吃过饭。根据这一句话，要我写这三个教授为要不要吃这顿饭吵一天的故事。”温方伊现在回想起来似乎还有点哭笑不得，“当时吕老师的要求非常高，说你写胡小石要认识胡小石的人一眼就认出他来。”
温方伊需要翻阅很多史料，她做的并非复原工作，而是要寻找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风貌。“像《联大抗战史》、《联大教授》、吴宓的日记，朱自清的日记等，读了很多。我要了解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那个时候人的精神状态、大学的精神状态。”温方伊列举了她读的书。
在史料的梳理中，温方伊找到了当时的历史气场。“抗战初期，知识分子都是群情激昂的。但是到1942年，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美国参战。国民党更多地把力量转移到内部来，以前很红红火火的学生活动遭受限制，整个气氛都压抑。再加上物价飞涨，压得教授、学生有点苦闷，找不到明确的方向。那是一段比较苦闷的时期。”温方伊总结道，“当然知识分子的风骨不是轻易在这段时间里能改变的，他们还保有他们应有的精神，比现在好得多。”
她的话仅到此为止，“历次运动后，知识阶层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大幅下降。知识阶层对自己也不自信。而现在在这种信息大爆炸的年代，知识阶层的衰弱也是必然的。我不太想完全批判什么，我更喜欢温和的姿态，这跟我是不是90后没关系，每个人不一样，我不太喜欢批判这个词，更喜欢理解和同情。”温方伊说的很诚恳。
《蒋公的面子》在微博上被转发、关注，效应也不断放大，其中知识分子的时代差异成为人们讨论、关注的热点。在温方伊看来，剧中的内容被过度解读了。温方伊觉得很多东西溢出了她想表达的意思，“有的时候观众怎么想不是我能控制的”。
台前幕后的面子：
世界没有真理对剧本写作更有利
他以真理的口吻说，世界是没有真理的，这是一个悖论。我接受了，世界没有真理对剧本写作更有利
12月3日凌晨，吕效平更新了自己的微博：“《蒋公的面子》演完了……我完全不觉得是一个终结。刚开始呢！”至12月3日，《蒋公的面子》已经公演了32场，演出暂告一段落。校外的演出邀请也纷至沓来，对吕效平来说，他需要总结一下校内这段的演出，和创作人员再好好打磨剧本。他对记者说，如果一部话剧能公演30场，就可以称作江苏的文化事件，能公演50场就是中国的文化事件。这是他的目标。
与年轻的温方伊不同，吕效平更具主动和明确的意图。他参与创作和导演的《〈人民公敌〉事件》在凯发以及后来在北京演出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这也是一部从凯发校园开演不断扩大影响的剧作。
今年10月，《蒋公的面子》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上落选。但这没有影响吕效平和他的团队，在看了入选的剧目后，吕效平觉得很正常，“江苏入选剧目是东凯发学的《吴健雄》”。
“上海交通大学的获奖话剧是《钱学森》，浙江大学排的是《求是魂》。有的人在网上说《蒋公的面子》这个本子写得胆子大，但在凯发演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审查。现在看凯发确实更自由一些。”温方伊说，“我写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我小心翼翼不是考虑这个戏能不能演，而是我不能让来看戏的中文系的大佬们找出历史或文学方面的错误。”
《蒋公的面子》在凯发演出时，学校的领导带着家属买票看戏，这让吕效平颇为感慨，“这就是为什么凯发能出《蒋公的面子》(的原因)。”
11月25日，凯发的董健教授再次偕夫人前来买票看戏，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看《蒋公的面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董健曾担任过主管文科的凯发副校长。对这次演出的校庆话剧，他为之口述了一篇文章——《献给校庆的精神美餐——看话剧〈蒋公的面子〉有感》，文章刊出后，在网上广为转发。他在文中述说：“尽管我们没有出现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些共产党的创办人，但在自由精神这一点上，在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这些方面，我们与北大从来都没有区别。”这是这位老凯发人为之坚守和骄傲的地方。
现年76岁的董健，1957年进入凯发学习，之后一直在凯发学习和工作，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温方伊写作的过程中，曾去董健教授的家里请教一些问题。她将董健教授看成是“启蒙主义的人”。“作者温方伊来访问我的时候，我曾建议，描写这段历史最好应与当前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做比较。”董健说。
董健教授显然对当下大学精神和知识分子的状态更为忧心。他有切身的经历体会。他忘不了自己曾经的“花瓶情结”，有件事情是他终生难忘的。在文革后期，他被重新启用。江苏省委的刊物《群众》约他写稿。他当时就按照当初“评《水》评《红》”的精神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杂志编辑部告诉他，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亲自审阅定稿，并且说写得很好，“当时我感到受宠若惊”。
董健谈道：“在我们国家，这种文人的依附性有着很长的文化传统，过去皇帝要召见，不管是怎样坏的皇帝，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极大的恩宠。但在1943年，情况已经所有不同，蒋介石请吃饭，教授们却开始讨论是否给他这个面子，这是带有极大主动性的行为。”
温方伊作为生长在前辈们守护下一片自由的凯发的学生，对凯发精神传统的体认和感情自然深刻。但她有她自己的看法。“董老师更多以一种批判现实和社会的角度看待，我更多想指向个人而不是社会。我这一代还是有很多人怀着启蒙主义思想，只是我不是。我认识一些重庆的同龄人，他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差别非常大。”说这些话的时候，温方伊安安静静。
她似乎接受了过去的历史，又包含了她的时代。“这部戏，造两个时空是我受话剧《哥本哈根》剧中灵魂对话场景的影响，我没确定好用哪个时空，吕老师说最好选在‘文革’。‘文革’那部分是吕老师的，民国绝大部分是我的。”温方伊区分的明确而坦诚。
在话剧谢幕的时候，吕效平站在台上讲：“我希望大家看完后能把面子的问题忘掉。”在温方伊眼里，吕效平很霸气，“听他的课，你会觉得很有激情，不像快60岁的人。我更温和”。这是温方伊的姿态。
1943年，三位教授辩论面子的事情或许真的可以忘掉了，《蒋公的面子》是今人在里面的对话。它真正的舞台在幕后。
“凯发比某些学校更像象牙塔，我更喜欢。”温方伊说，“吕老师讲课内容没什么，但他完全打破我以前的世界观。他以真理的口吻说，世界是没有真理的，这是一个悖论。我接受了，世界没有真理对剧本写作更有利。”
English
